第353章 汉宣帝亲政大事（二） (第2/2页)
会议结束后，宣帝根据讨论结果，正式设立《易》《尚书》《谷梁春秋》博士——“博士”是西汉负责传授经学、参与议政的官员，设立这三部经书的博士，意味着这三家的解读成为官方认可的“正统”，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在西汉的统治地位，也为后续经学的规范化、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冬季，另一件牵动朝野的大事发生——乌孙公主刘解忧归国。刘解忧是西汉宗室之女，汉武帝时期被派往乌孙（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一带）和亲，嫁给乌孙昆弥（乌孙国王称号），此后在乌孙生活长达五十余年。她在乌孙期间，不仅积极传播中原文化，还多次协助西汉联合乌孙抵御匈奴，为维护西汉与乌孙的联盟、稳定西域局势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此时刘解忧已年过七旬，因思念故土，向宣帝上书请求归国。宣帝念及她的功绩与年迈，下诏同意其归汉，并派使者前往乌孙迎接。刘解忧回到长安后，宣帝以“公主之礼”相待，赏赐丰厚，让其安享晚年。她的归国，不仅是西汉与乌孙友好关系的见证，也成为西汉“和亲政策”中一段佳话，被后世史书多次称颂。
黄龙元年（前49年）春正月，宣帝按照西汉礼制，驾临甘泉宫（今陕西淳化西北），举行郊祭泰畤的仪式。“泰畤”是西汉祭祀天帝的场所，郊祭是古代帝王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，象征着皇权与上天的沟通。宣帝此次郊祭，一方面是遵循传统礼仪，祈求上天保佑西汉国泰民安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在经历多年治世后，以“天子祭天”的方式彰显自己的统治合法性，巩固皇权权威。
同年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觐见宣帝。此次入朝虽不如上次“首次朝汉”那般轰动，但仍体现了匈奴对西汉的持续臣服。宣帝依旧以高规格接待，赏赐财物，并与呼韩邪单于商议进一步深化汉匈合作，包括继续开放边境互市、派遣西汉工匠前往匈奴传授农耕技术等，这些举措让汉匈关系更加紧密。
二月，宣帝意识到基层吏治出现松懈迹象——部分地方官员贪图享乐、怠于政务，甚至出现贪赃枉法、欺压百姓的现象。为扭转这一局面，宣帝下诏整饬基层吏治，明确要求三公（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）与御史大夫府（负责监察百官的机构）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，仔细核查各郡国上报的“计簿”（即地方政务报告，包括人口、田亩、赋税、治安等数据），对政绩优异者予以提拔，对贪腐无能者严惩不贷，最终达到“以安百姓”的目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宣帝执政后期，执政风格逐渐发生转变，与即位初年的“开明纳谏”形成鲜明对比。早年，宣帝因经历民间疾苦，深知“直言敢谏”对治国的重要性，曾多次下诏鼓励群臣上书言事，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官员予以宽容。但到了后期，他逐渐变得固执己见，开始堵塞言路，对直言劝谏的官员不再容忍，这直接扼杀了朝堂上的正义呼声。
在生活上，宣帝也不再像早年那样节俭，转而贪图奢侈逸乐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他“颇修武帝故事”，即效仿汉武帝的奢华作风，大规模修建宫殿、添置车马服饰，其规模远超昭帝时期。针对这一现象，谏大夫王吉上书劝谏，提出三项建议：一是废除“角抵”（古代一种竞技表演，耗费人力物力），减少乐府（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）人员，精简尚方（负责制造皇室器物的机构），向天下展示节俭之风；二是外戚不宜担任要职，对皇后、太后的家族及皇帝的旧友，可给予丰厚财物赏赐，但不应授予实权，避免外戚干政；三是明确选拔贤才的标准，废除“任子之令”（即官员可推荐子弟为官的制度，易导致官场腐败）。然而，宣帝认为王吉的建议过于迂腐，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，并未予以采纳。
更令人惋惜的是，忠直忧国的司隶校尉盖宽饶，因看不惯宣帝后期崇尚刑法、信用宦官的弊端，上书直言批评，指出“今陛下以刑余为周、召，以法律为《诗》《书》”（讽刺宣帝重用宦官、依赖刑法，而非任用贤臣、推行德治）。宣帝见书后大怒，认为盖宽饶以下犯上、诽谤君主，下令将其逮捕治罪。盖宽饶素有“骨鲠之臣”的美誉，深知自己若入狱必无好下场，且不愿屈服于皇权，遂在未央宫北阙下引佩刀自刭。他的死讯传出后，朝野上下无不哀怜其慷慨悲壮之举，也对宣帝后期的“拒谏”态度深感失望。
黄龙元年（前49年）冬，宣帝因病卧床不起，且病情日渐加重。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开始着手安排后事。为确保太子刘奭能顺利即位、稳定朝局，宣帝下诏任命三位重臣为辅政大臣：
侍中、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，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子，属于外戚中的“史氏家族”，忠诚可靠，且在军中拥有一定威望，负责掌控军权；
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，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，曾担任太子刘奭的老师，深受太子信任，负责协助太子处理朝政；
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，周堪也是儒家学者，与萧望之同为太子的老师，负责辅佐萧望之，共同维护朝堂稳定。
宣帝的这一安排，既兼顾了外戚、儒臣与军方势力，又确保了辅政大臣与太子的紧密联系，为后续权力平稳过渡提供了保障。
十二月甲戌日（前48年1月10日），汉宣帝刘询在未央宫驾崩，享年四十三岁，在位二十五年。宣帝在位期间，对内轻徭薄赋、整顿吏治、重视经学，对外平定西羌、设立西域都护、实现匈奴臣服，开创了“孝宣中兴”的治世局面，被后世誉为西汉“中兴之君”。朝廷根据其生平功绩，为其上谥号“孝宣皇帝”——“宣”字在谥法中意为“圣善周闻”，即表彰其圣明、善政且广闻博识的执政表现。
十二月癸巳日（前48年1月29日），太子刘奭正式即位，是为汉元帝。元帝即位后，遵循宣帝遗愿，于初元元年正月辛丑日（前48年2月6日）将宣帝灵柩安葬于杜陵（今陕西西安东南）——杜陵是宣帝早年选定的帝陵，此前已历经多年修建，其规制简约而庄重，与宣帝早年的节俭作风相符，也成为西汉帝陵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。
宣帝驾崩后，虽享有“孝宣皇帝”的谥号，但并未立即获得庙号。西汉时期，庙号的授予极为严格，仅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帝王才会赐予，如汉高祖刘邦（太祖）、汉文帝刘恒（太宗）、汉武帝刘彻（世宗）等。
汉平帝元始四年（4年），在大司马王莽的提议下，朝廷为宣帝追上庙号“中宗”，表彰其“中兴汉室”的功绩——“中宗”意为“中兴之主”，标志着宣帝在西汉帝王中的地位得到官方认可，与太祖、太宗、世宗并列，成为西汉“四宗”之一。
东汉建立后，光武帝刘秀对宣帝的功绩极为推崇，认为其“治世之盛，近古罕见”。建武十九年正月庚子日（43年2月13日），刘秀下诏再次追尊孝宣皇帝庙号为“中宗”，重申其“中兴汉室”的历史地位，进一步巩固了宣帝在汉代帝王中的崇高形象。
宣帝的“中宗”庙号，不仅是对其个人执政生涯的肯定，更成为后世评价“中兴之君”的标杆——他在位期间，既纠正了汉武帝后期的弊政，又延续了西汉的强盛，其治世经验对后世王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让“孝宣中兴”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之一。